最新财报：阿里云季度盈利扩大至3.4亿元
由于长时间的用很差的德语阅读卢曼文献，我觉得我中文的写作风格都受它的影响，变得更为艰涩与困难了。
（法理之五） 本案的第二个焦点涉及刑民交叉及其诉讼理论。具体地说，它要研究有关一般的法，特别是有关我国社会主义法的产生、本质、特征、作用、形式、发展以及法的制定和实施等基本概念、规律和原理。
[75] 学说是对法理的探求，法理则在学说中得到阐发与体现。法理型法治思维是基于对法治的信仰和尊崇，自觉运用法治理念、法治原理、法律原则、法律规则、法律逻辑而进行的思维，体现为：人们出于对法治的信念而在行动中转化成了常态化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习惯于在法治之下、而不是法治之外、更不是法治之上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127]中华民国编纂民法总则时，对《大清民律草案》第1条原则稍作文字修改，1929年（民国十八年）颁行的中华民国民法第1条规定：民事法律所未规定者，依习惯。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建设法治中国的号召。它一方面体现了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法之间需要和满足的对应关系，即法律价值关系。
例如：法治兴则国泰民安，法治衰则国乱民怨。[42]这里的法理一词含义更为深刻，驾驭世间万物需要建立法度，治理国家必须以法理为基础。当地电视台、报纸会重点报道大会的消息和详细内容，还会配上相应的访谈节目和评论。
执法对象对执法行为有异议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不影响执法进程。1968年，贝克尔指出，犯罪带来社会成本，而执法本身也有代价，因此最优化的执法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权衡。基层执法动员的体制化，某种程度上是执法规范化改革的产物。一般由执法部门制定，内容包括行动规划、执法重点、行动步骤、措施手段、完成期限等。
政治伦理的实践极为重要，它甚至可以决定意识形态的接受度和党的思想领导的有效度，因为群众不仅要看党政体制如何宣称，更看重其如何行动。执法专项行动的常态化，符合学者对运动式执法规范化改革的预期和设想，它是党政体制下条条对社会需求进行日常回应的产物。
话语是一种资源，党政领导可以运用它们管理、考评基层执法机构。目前，不同执法部门有垂直管理和分级管理两种模式，不同管理模式下指标化—竞争性机制的有效性可能略有不同，但差别并不大，主要原因在于，随着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上级行政部门在下级部门干部任用中的话语权持续增大。在党政体制内，党的组织领导并非独立起作用，而与行政系统的制度安排耦合在一起。领导小组既是推动专项整治工作的发动机，也是指挥工作实施的领导者，还是专项工作实施过程中的沟通平台、疑难研判组织，其主要任务，是推动各机构和部门的合作、凝聚执法资源、商讨解决问题。
然而，这种逼迫为何能顺利达成？从行政的一般原理来说，每一个行政层级乃至每位行政人员的权力和责任应该是对等的，这样行政系统才能有效运转，调动公务人员的积极性。李克强曾通过两家小食店因经营地点为居住房屋无法办理证照被关停的故事以小窥大，指出监管也不一定是冷漠的，要多带一点对老百姓的感情。不同条条的执法目标、功能和利益有所分化甚至冲突，党委政府需要从中分出轻重缓急，这是行政资源约束下不得不的选择。其逻辑前提是，在党的思想领导下，经过政治思想教育的普通群众也可以掌握正确的理论武器，拥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这种考评指标上的稳定偏好，无疑会对执法人员产生重大影响。政治学习以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为首要任务，目的是使广大干部理想信念更加坚定、理论素养不断提高、党性修养切实增强、工作作风明显改进、德才素质和履职能力显著提升。
此后，学者们用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建立了最优执法经济学。思想领导，就是理论观点、思想方法以至精神状态的领导，要求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教育和武装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把党的主张变成干部群众的自觉行动。
执法对象也可以创造性地运用它们形成舆论，对执法者构成压力。（二）党的组织领导与条块结构 在组织领导层面，对基层执法影响最大的可能是党委（党组）领导，归口管理制度。中心工作在指标考核中一般是一篇否决的，即中心工作没达标，总的工作绩效都被记为零，主政官员丧失各种晋升、奖励机会。执法机构撰写行动总结报告，汇报专项行动开展的情况，按照要求上报各种数据和案例。与西方国家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的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还处于建设阶段，各种关系的规则调整模式尚不稳定。随着中国法律日趋完善，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已有法律法规加以规范、引导和约束。
第一，集中块块中不同部门的执法资源，可以一定程度上克服条条推动执法时的孤岛现象。从理论上说，执法具有权威性、主动性和单方面性，对相关法律关系具有主导权，执法机关单方面的认识、认定、动机、目的具有决定性意义。
有学者认为，中国行政系统的权责不对等，是国家采取的解决信息不对称和治理制度化不足的办法，上级政府通过权责的不对称分配来逼迫下级政府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块块的协同治理机制 （一）条条推进机制的不足 虽然条条的执法推进机制确有效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块块的治理协同机制才有其用武之地。
因此，仅从行政方面认识执法远远不够，党政体制角度的理解不可或缺。具体而言，这种权力与承担责任的不对等，既包括执法机构、执法人员自身的权责不对等，也包括上下级执法机构之间、党政体制与执法机构之间的权责不对等，还包括执法机构与执法人员之间的权责不对等。
（二）执法中的政治伦理嵌入 站在基层执法机构的角度，权责不对等可以归结于体制压力。（三）党的思想领导与政治伦理 党的思想领导，目前主要通过政治学习来实现，学习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党的方针政策，以及日常工作中各级领导人讲话。主要是地方党政领导召集相关部门负责人召开动员大会，宣布党委决策、组织安排、工作任务、考评办法等，在党政体系内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强化形势。一些环境保护、城市景观保护的执法，就属于这种情形。
下级执法机构与上级部门存在经济依附、晋升依附和人身关系依附。执法专项行动有两个方面的意义。
权力上移、责任下移，权责不对等局面于是形成。因代理人与委托人的利益不同，委托人需要支付约束和激励成本。
领导小组是领导和协调机构，具体工作还需要各具体执法部门承担。在党政体制下，执法机构接受党的思想领导，执法人员作为党的干部，既是组织结构的行动者，也是意识形态的担当者。
第三，执法程序法定化，要求公开执法信息、严格法定程序、严守法定时限。在公安、工商、食药监、安检、环保等诸多一线执法机构，执法专项行动一年都超过了十次，有的甚至高达二十多次。三是不愿意承担风险，在困难面前首先关注自保，不主动做事，常常一线弃权，以为不做事便没有风险，做事就可能犯错。目的是在群众中制造强力治理的声势，制造严格执法的舆论。
指标的设定，首先来自执法部门系统内的要求，上级的要求和任务被层层分解，层层下派。（二）执法动员体制化 在条条的执法推进机制和块块的治理协同机制中，执法动员都表现出体制化特征，体制内的执法人员遵循既有职能分工，被要求完成本来属于日常工作却在一定时期凸显而亟需治理的任务。
而且，西方国家的科层体系较为稳定，对执法体制做形式性预设，不至于严重低估体制环境的复杂性。条条的执法推进机制 基层执法的主要推力来自条条中的上级，上级通过各种方式推进、敦促基层执法机构依法执法。
在西方，执法研究主要有两种理论视角。执法专项行动常常与运动式执法联系在一起，成为有些学者眼中基层执法不符合法治原则的标本。
